2011 年 11月 23 日,香港組合Swing 在紅館舉行了首次暨最後一次演唱會。Swing (前身Snowman) 在千禧年至今多番進出樂壇,這天在群星拱照下光榮引退,是樂迷的損失,也是香港的損失。
本來Swing 在2009 年復合後復出,就已經預告有此一朝,事關Jerald 說好了想回到加拿大生兒育女。組合的局限就是沒了靈魂人物就沒戲可唱,Westlife 五變四事小,Beyond 四變三但失去的是黃家駒所以好大鑊,Do As Infinity 三變二也失去了當初的吸引力,Swing 二缺一可以嗎?咪玩啦。不是Eric Kwok 的問題,但組合的前設是至少有兩個人。
從Jerald 在演唱會上多番流淚,其不捨之情可見一班。大概香港樂壇的確沒法令Jerald 稱心滿意,但我比較相信,香港社會的變化才是陳哲廬告退還鄉的真正原因。
羅安尼從來都佩服所有在港生兒育女的朋友。為一張香港身份證而從內地南下闖關的孕婦們,是為了爭取更好的福利與成長環境。更好,是相對的,是指香港較內地好。我很理解內地孕婦們的想法,雖然認同與否是另一回事。但是生於斯、長於斯的香港人,在社會和以前變得不一樣的前提下,仍然選擇落地生根、培育愛情結晶品,需要的是勇氣。
總會有人堅稱香港在九七年以後變得更繁榮安定,總會有人為中華兒女在香港當家作主、毋須仰洋人之鼻息而感到驕傲,總會有人相信香港背靠祖國、面向世界,明天總會更好。這些人樂觀自有原因,當中肯定包括對政權與建制的信心與認同,以及其既得利益者的身份。能擁有這份信、望、愛, 是這些人的福氣。
更多香港人留港建港,並非建基於上述客觀優勢,也不太可能純粹像《富貴逼人》中的董驃那麼慷慨,願當「作為大時代的見證人」 。這些「社會上的大多數」,即昔日蔡子強分析泛民、游離、建制的「三、五、二」比例中的「五」,可能出於習慣,可能出於感情,可能出於經濟上的無能為力 (即只具備在香港謀生的能力,同時沒有足夠財富移民外地嘆世界) ,總之,他們如無意外都會居住在香港終老。
這些「大多數」不一定年紀老邁,至少在羅安尼的不同圈子中,都有七、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屬於上述的一種。他們之間,可以二分為「親建制」及「反建制」。對,沒有所謂的中立,只有親與反。反者,對於社會上的變化看不過眼, 包括:言論空間收窄、傳媒機構被收編、公民教育漸變為洗腦式愛國教育、法治精神像骨質流失般變得單薄、脆弱、公義逐漸無法彰顯、不義或腐敗之舉亦無法觸動大眾神經等等。他們拼命掙扎,除了上街抗爭,也在嘗試喚醒身邊人一同關注他們眼中的問題。
反的一邊,從當權者的角度看來,可說是人心未歸順的一班。因此有統戰部,因此有愛國教育。零三年,香港回歸六年,七一遊行至少五十萬人上街怒吼;八年後,回歸十四年的香港,也許沒有非典型肺炎,也許股市樓市都相對地興旺,也許沒有吳志森還有李慧玲,也許沒有李柱銘還有余若薇,但是反建制的聲勢確實不及從前。
在親建制的人眼中,反建制的行為都是多餘而徒勞無功的,對於一切變化,他們選擇逆來順受,或是因為長久以來的無力感使然。犬儒的言行俯拾皆是,反建制派上街抗爭嗎?暴力、非理性。反建制派嬉笑怒罵嗎?無建設性、低俗、侵犯版權。反建制派靜坐、絕食抗議嗎?浪費青春、不事生產。反建制派大聲疾呼嗎?爛仔、無風起浪。基本上,所有反建制派原來的「焦點」都被模糊化,然後無足輕重的小節卻成為建制派眼中的樑木,成為彼此撕裂、分化的根源。
Swing 最後一張EP 的最後一曲《那邊見》,曲風略嫌老舊但黃偉文的歌詞挽救了一切。除了單純地演繹為Eric改天要到加拿大的「那邊」探望Jerald 以外,也可以解讀為他朝往生後,在天堂或地獄再會,又或者樂隊組合解散而日後用另一種方式與大家交流。副歌「原來沒有更好的一邊/行前行後只差一線/時辰來又怎可挑戰自然/閤眼衝線」是全曲中心思想,道出關於生死離合,我們或許未可一面倒地聽信「生命滿希望,前路由我創」,死亡或分開,有時或許是解脫,或者是「重頭換個新的開端/就算不太像個樂園/也算是得到某種改變/別嫌/至少能那邊見」。
這一個夜,羅安尼也學會從另一個角度看待親建制派的想法,從他們的一邊去看為甚麼不作出半點反抗或反應。想要安居樂業的人,是沒有本錢憤世疾俗的。或者正是因為反建制派拒絕被「河蟹」,當權者才更著力「維穩」。本來無一物,何處若塵埃?正如民建聯在區議會選舉大獲全勝後,大家都彷彿看見普選的希望,因為當權者 (中央) 將會放心讓港人投票選出自己的代表,因為港人的口味肯定符合當權者的喜好。
學者常用北風與太陽的比喻,嘗試說服政府賦予人民自由以達致有效管治。但原來換個角度,人民學會擁抱建制,建制自然毋須搞小動作作統戰或維穩或「拉一派、打一派」。原來沒更好的一邊,關於香港的以後,羅安尼是無話再講的了,阻人搵食也是很陰公的。
過幾年,那邊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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